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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-16
柴静离开央视后的行踪一度备受关注和热议。
现在柴静的新作——空气污染大规模深度公益调查《柴静雾霾调查:穹顶之下》已经出炉,柴静还现身接受媒体专访。
她透露,促使她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女儿出生前患有肿瘤,从出生起就必须接受手术。
“在照顾她的过程中,我对雾霾的感受越来越强烈。
” 《穹顶之下》 在整部影片中,柴静走访了多个污染地点,寻找雾霾的根源,并拍摄了多个国家的治污经验。
此次雾霾调查被认为是“非机构、非记者开展的来源最权威、信息最立体、视野最宽广、手段最丰富、最具可操作性的最权威雾霾调查”。
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调查,柴静前往中国、美国、英国,并亲自与同伴一起拍摄和剪辑视频。
更重要的是,这次调查全是她自己出的钱。
告别央视后,他选择了这个题材,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。
谈及自己的初衷,柴静表示:“这不是一项计划好的工作。
因为当时我的孩子生病了,我打算辞职后花相当一段时间陪伴她并照顾她,所以我拒绝了。
”在照顾她的过程中,我对雾霾的感受越来越强烈。
”柴静在公开演讲中表示,她在怀孕前从未戴过口罩,在女儿出生后,每次遇到雾霾天,她都担心自己会吸入过多的PM2.5,甚至在微笑时也担心自己会吸入过多的PM2.5。
孩子们会生活在污染的空气中,失去健康。
人民网专访柴静:人们做事是因为心里有爱。
记者:告别央视后,你为什么选择。
柴静:这不是计划好的工作,因为当时我的孩子生病了,我打算辞职后花相当一段时间照顾她,所以我拒绝了所有的工作邀请。
在照顾她的过程中,我对雾霾的感受越来越强烈,我的整个生活都受到了影响,再加上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的关注越来越多,母性本能也让我更加关注。
我觉得我应该回答这些问题:什么是雾霾?它从哪里来的?该怎么办?所以我做了这个调查。
记者:您是怎么想到公开的想法的?柴静:我一开始并不想公开。
我自己查了资料,请专家解答一些疑惑。
我检索了华北地区近十年来的卫星图像,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。
我住在北京,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?我询问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晓燕院士,她给我提供了某月的PM2.5数据曲线,相当于今天的重度污染。
首都机场也关闭了,但当天的新闻报道却是大雾。
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的认识都缺乏。
我深深地感到,作为一名媒体人,我也有责任,因为我当时就在北京,但我并没有意识到。
我做过很多关于污染的报道,但我总觉得只有看到烟囱、工厂、矿井才会出现污染,所以生活在大城市你就意识不到。
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识的,但现在已经认识到了,作为媒体人,就有责任给大家说清楚。
没有耸人听闻,没有回避,只是试图尽可能清楚地解释它。
因为如果大家都低估了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,就很容易变得不耐烦、感到绝望。
如果你太不屑一顾,不认真对待,就放手了,那就更糟糕了。
所以如果我尽可能公开地解释一下,也许很多人都可以像我一样改变,为控制空气污染做一些事情。
记者:这一年你都去哪儿了?柴静:我走访了国内外许多研究空气污染的学术机构,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查,调查了其背后的执法困难。
我联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司、环境保护部等职能机构。
我还去了伦敦、洛杉矶等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,希望能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和经验。
记者:你发现了什么?柴静:我想回答三个问题:什么是雾霾?它从何而来?我们应该做什么? PM2.5非常小,肉眼无法看到。
这是一场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争。
所以这次我带了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,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,分析呼吸成分,拍摄肺部深处碳沉淀的后果。
我想向大家解释一下“什么是雾霾”,它的性质、危害以及……构成。
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分析结果,我可以回答“雾霾从哪里来?”我国60%以上的空气污染来自煤炭和石油的燃烧,而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。
中国的煤炭消费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。
汽车的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罕见的。
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要同时面临数量和质量要求两大挑战。
通过研究,我发现我国煤炭、燃油燃烧大概存在四大问题:“消耗大”、“质量相对较低”、“前端清洁度不够”、“终端控制缺失”排放”。
我也试图揭示这些重大问题背后的管理和执行困境。
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知道“我们要做什么?”从英国和美国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出,“大雾霾事件”发生地伦敦的污染程度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。
然而,治污前20年,污染物下降了80%。
在发生严重“光化学烟雾”事件的洛杉矶,车辆数量比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两倍,但排放量却下降了75%。
正如解振华主任所说,人类的教训和经验已经证明污染是可以解决的,而且不需要那么长时间。
中国承诺碳排放将于年内达到峰值。
碳排放与雾霾同源,具有协同减排效应。
这个顶峰的力量意味着未来只能朝着绿色、低碳、循环经济的方向前进。
如果不走单纯GDP的道路,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、能源战略、产业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,这将对老百姓产生负面影响。
人生影响巨大,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机遇的人。
记者:您以前做过很多污染举报工作,并被评为环保部“绿色中国年度人物”。
这次与您之前的报告有何不同?柴静:这些年我也做过一些污染报告,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,重点是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的GDP冲动。
我自己也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思考:“我们应该发展,还是应该保护环境?”优越的。
这次,我打开了时间和空间,重新审视了过去的问题,思考了这些高耗能、高污染企业目前的产业现状。
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,我觉得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冲突。
空气污染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,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。
环境保护不是负担,而是创新的源泉,可以促进竞争、创造就业、刺激经济。
国际污染治理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首先,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,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力。
其次,政府不可或缺。
必须制定政策、严格执法,确保市场公平竞争、优胜劣汰。
这两点都与我国当前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。
记者:那您认为普通人应该做什么?柴静:我不想煽动和号召别人必须做什么或应该如何做。
那将是一种强迫。
小时候有一次,我把肥皂水倒在树根上。
奶奶什么也没说,只是用小铲子把肥皂水舀起来,埋在别处。
人们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他们心里珍惜它。
以前我不知道雾霾,但现在我关心空气,所以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,比如尽量不开车、参加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、与尘土飞扬的工地谈判、提交环境报告Call 9 ,要求餐馆安装规定要求的设备,要求加油站修理油气回收装置。
我也提出了这些,这些只是可以做的事情的一小部分。
我相信别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珍惜,也有适合自己的做法。
记者:您认为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的原因是什么?柴静:今年我以个人身份访问了其他部门,包括职能部门。
没有人拒绝提问,大家都毫无保留地回答,直面问题。
我想他们都希望公开地讨论问题,因为问题的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,而理解的深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速度。
一年之内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,都是和体制内外的专家共同建设的。
这么长时间以来,他们提供的支持没有任何回报。
其中,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辆处处长李坤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
我告诉我的朋友,这个人让我很羞愧。
有时我觉得我做不到什么,这是不可能的,但他继续发表文章,继续前进。
有时深夜我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。
文章中的热忱和公益精神感染了我。
即使被他批评的人也尊重他,因为他是真诚的。
我在拜访石化行业相关专家时说,如果你觉得问题很尖锐,不要介意。
他说没关系。
你问的问题是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,应该向所有人披露。
他也非常坦诚。
每个国家都需要在环境保护和经济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。
公开讨论是先决条件。
这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中国有很多人想要改善这个问题,并且正在努力这样做。
简而言之,每个人都想要清洁的空气。
什么是社会共识?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。
这是我的信心。
记者:除了这次演讲之外,您还做了什么?柴静:目前正在修订中。
我已将采访材料和稿件发送给全国人大法工委,希望能为法律的修改带来一些参考。
他们逐字阅读,附上建议,然后还给我。
他们打电话表示感谢,并表示修改时会考虑相关问题。
我还把稿子发给了正在制定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组员,收到的反馈让我很惊讶。
他们唯一的评论是,如果空间不受限制,还可以说更多。
我认为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态度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来得正是时候,需要公众更多地了解和参与,更多地讨论,形成共识。
公众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。
没有人比普通人更了解身边的污染源,没有人比我们更关心自己的家园。
记者:作为一个母亲,我感觉和你很亲近,但是你有什么顾虑吗?柴静: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忧,那就是我有权利谈论她吗?因为这是她的生活,她的生活,我必须要考虑她以后通过发声可能要承受什么,这是压力最大的。
后来老公说,你最好告诉我。
我感受最深的是,自从有了孩子之后,尤其是孩子生病之后,你们对空气污染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。
他说,这是你无法避免的基本动机。
他说,如果你回避她的病,这种态度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,那就是似乎疾病本身就是不好的或可耻的。
不要太担心或紧张,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就可以了。
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。
记者:我不仅理解,而且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。
柴静:一个人在成为母亲之前,世界与你的关系只有几十年。
在那之前,我只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
但有了她之后,你就和未来的世界有了联系,有了责任。
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驱动,我真的很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。
记者: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柴静:应该是由于我个人理解的局限性。
大气污染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。
刚开始的时候,有人说这个问题涉及的领域太多,不好搞清楚。
我深有体会,担心如果不准确,会损害现实。
我找了很多专家审稿,但不能保证准确性,只能尽力而为。
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就改正吧。
有缺点的地方,更多的人会做得更好。
记者:这次拍摄花了多少钱?谁投资的?柴静:大约一百万,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费用。
我自己投资的钱。
国内有一些基金会联系我,愿意资助,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而且还要照顾孩子。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,所以我没有接受。
非常感谢。
他们。
我两年前出版了一本书,并支付了版税。
记者:你们有成立个人公司来制作节目吗?柴静:不,这只是个人研究,播出是为了公益。
和我一起做这件事的人是我的几个朋友,老范、番茄、蚂蚁、三三、习达、陈超、五号、子雄、贾显、念念、小米,大约十个人。
我们同甘共苦。
没有他们,这是不可能的,我很幸运。
如果以后有机会,我希望还能和他们一起为转型的社会做一些记录和分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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